华新社国际评论（记者 周松）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发题为《永远要警惕衰落中的超级大国》的深度评论，以1956年英法苏伊士运河危机为历史镜鉴，剖析美国在相对实力下滑背景下的对外行为逻辑。文章指出，特朗普政府上任一年来的“狂野操作”，并非孤立的个人政治秀，而是超级大国面对地位焦虑时的一种结构性反应。
作者认为，即便由理性领导人执政，一个感知自身影响力衰退的大国也极易采取非理性甚至鲁莽的对外政策。当前美国虽在绝对实力上仍居全球首位，但其相对于中国的战略优势正在收窄。而中国在种族、文化与制度上与西方迥异，使得美国的“霸权交接”远比当年英国移交权力给同属英语文化圈的美国更为痛苦——这种“输给谁”的问题，加剧了其心理失衡。
文章回溯历史：1956年，英国与法国在并非由极端民族主义者主政的情况下，仍执意以武力夺回苏伊士运河控制权。时任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精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被视作战后最具文化素养的唐宁街主人，却仍陷入战略误判。法国同期深陷阿尔及利亚战争泥潭，英国则拒绝融入初现雏形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这些决策的后果至今仍在影响欧洲格局。
相较之下，美国的衰落虽不如当年英法那般急剧，却更具心理冲击力。英国尚可安慰自己将霸权交予“同文同种”的继承者；而今日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制度、价值观与文明传统皆不同的崛起大国。因此，即便客观下滑幅度有限，其主观挫败感却可能更为剧烈。
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对格陵兰的觊觎、在加勒比海的“炮舰式”外交，乃至其他试图重振美国威望的举措，便不难理解——它们是当代版的“苏伊士冲动”，只是手段稍显“成功”。
但作者强调，问题不止于特朗普。即便换上一位“正常”总统，美国也可能因地位焦虑而对外强硬。国家在巅峰时期往往展现克制与慷慨（如1940年代末主导马歇尔计划、创建北约），而一旦感知衰落，偏执与侵略性便悄然滋生。
事实上，美国对“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秩序”的不满早于特朗普时代。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表现出强烈敌意，甚至不惜绕过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这并非单纯领导风格使然，而是深层结构性张力的体现：当“唯一超级大国”的光环褪色，维持秩序的成本上升，而收益下降，不满便随之而来。
文章指出，近年来美国制裁效力减弱、在人工智能领域艰难维系领先、中国在西半球布局战略资产、美军对华军事优势不再如千禧年初般压倒性——这些变化共同构成了新的战略现实。在此情境下，即便是普通共和党总统，也可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政策，只是不会像特朗普那样不计后果。
“永远要警惕地位下滑者。”作者警示，那些一生顺遂、生活持续改善的人，往往难以体会“逆向坠落”的痛苦。而哪怕轻微的地位滑坡，也足以令一个国家失去平衡。
文章最后反思修昔底德陷阱的流行叙事：人们常引用“强者为所欲为，弱者逆来顺受”来解释国际政治，仿佛强权即天然导向侵略。但历史恰恰相反——1946年美国独拥核武、生产全球一半工业品，正值国力巅峰，却选择构建多边体系而非肆意扩张。真正的黩武转向，往往始于相对衰落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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