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社（记者 周松）自2025年12月10日起，澳大利亚将成为全球首个在全国范围内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的国家。根据《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TikTok、Instagram、Snapchat、YouTube、Facebook/Threads、X（前Twitter）等平台不得允许未满16岁用户注册或持有账户。若平台未能采取“合理措施”阻止未成年访问，最高可被处以数千万澳元罚款。
这项被政府称为“世界首创”的立法，标志着公共政策首次以强制性年龄门槛直接干预青少年数字生活。其核心逻辑并非文化审查，而是将社交媒体视为一种潜在公共健康风险源——如同烟草、酒精或高糖食品——需通过制度性“延迟暴露”来保护发育中的大脑。
从一本书到一项国策：禁令如何快速成型？
这场政策突进的起点颇具戏剧性。2024年初，南澳大利亚州州长受其妻子影响，阅读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的新书《焦虑的一代》。该书将全球青少年抑郁、自残与社交焦虑的激增，归因于智能手机与算法驱动型社交媒体的普及，并呼吁全面禁止未成年人使用。
这一观点迅速在政界发酵。南澳与新南威尔士州联合举办“青少年与社交媒体峰会”，邀请海特及多位科技行业“吹哨人”发声。“Haidt模型”由此进入主流政治话语。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发起“让孩子做孩子”（Let Them Be Kids）运动，社论频繁指责社交媒体“偷走童年”“系统性掠夺注意力”。
2024年11月，联邦政府火速推出立法草案。尽管议会委员会仅开放24小时公众意见征集窗口，却收到超过1.5万份正式反馈——从跨国科技公司、心理学家、家长团体到青少年本人，均试图在政策定型前发声。批评者质疑：如此仓促的审议过程，难以充分评估对言论自由、隐私权及儿童发展权的长期影响。
然而，在跨党派支持下，法案仍于2024年11月底迅速通过两院，并由总督签署生效。
政策背后的四大科学与社会依据
政府为禁令提供了四重论证：
1. 普遍暴露与高风险内容接触：澳大利亚eSafety委员会调查显示，96%的10–15岁儿童使用过至少一个社交平台；约70%曾接触“与伤害相关的内容”，包括厌女言论、危险挑战、暴力画面及自残诱导信息。
2. 心理健康危机的时间同步性：2010年后，青少年抑郁、焦虑及自残住院率显著上升，尤其在女孩和性少数群体中更为突出。多项研究指出，高频使用与社交比较、网络欺凌、睡眠剥夺存在统计关联。
3. 神经发育的脆弱窗口期：前额叶皮层（负责冲动控制与决策）通常在18–25岁才成熟。而社交媒体的算法机制——通过即时反馈、无限滚动和情绪刺激延长使用时间——被认为与青少年自控能力不匹配，易触发成瘾行为。
4. 商业逻辑与公共利益的根本冲突：平台以“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长”为目标，而未成年人缺乏识别与规避风险的能力，导致“健康目标”与“盈利目标”不可调和。
科学界的分歧：是精准干预，还是证据不足的社会实验？
尽管政策获得部分公共卫生学者支持，但科学界远未达成共识。
202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权威报告《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健康》，指出：现有证据多显示“相关性”而非“因果性”；社交媒体对边缘群体（如LGBTQ+青少年）可能提供关键情感支持；心理健康恶化亦受疫情、教育压力、家庭结构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报告警告：“一刀切禁令可能忽视使用情境的复杂性。”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研究员萨曼莎·马什（Samantha Marsh）则持相反立场，称此举是“群体层面的减害策略”，类似于限制青少年饮酒或吸烟，“延迟接触比放任更安全”。
支持与反对：一场跨越权利、技术与代际的辩论
支持者主要包括联邦政府高层、监管机构及部分公共卫生专家。
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称其为“捍卫年轻人基本权利的必要之举”；
通信部长安妮卡·韦尔斯将社交媒体比作“给孩子接上多巴胺点滴”；
eSafety委员会负责人朱莉·英格曼·格兰特强调，科技平台在儿童保护上“系统性失败”，法律必须介入。
反对者则涵盖人权组织、儿童权益倡导者、技术伦理学者及部分心理健康机构：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警告，禁令可能违反《儿童权利公约》中的表达自由与信息获取权；
伦敦政经学院教授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指出，政策将儿童“排除在数字社会之外”，而非建设更安全的参与空间；
澳洲国立大学学者费丝·戈登（Faith Gordon）担忧，弱势青少年（如偏远地区或移民子女）可能因断网而失去重要支持渠道；
两名15岁青少年已向高等法院提起诉讼，挑战禁令合宪性。
值得注意的是，法案明确不对未成年人或家长施加处罚，责任完全由平台承担。理论上，未满16岁用户账户将被注销，但能否浏览公开内容，取决于各平台的技术执行方案。
现实挑战：技术漏洞、家庭共谋与“打地鼠式”监管
即便尚未正式实施，禁令已遭遇现实阻力。
BBC调查发现，13岁女孩伊泽贝尔仅用母亲照片便在五分钟内绕过Snapchat的人脸验证系统。类似技巧在青少年间迅速传播——有人用名人照片，有人戴22澳元的万圣节面具骗过识别。墨尔本大学实验显示，当前年龄验证技术对深度伪造、VPN或简单伪装极为脆弱。
与此同时，民调显示近三分之一家长愿协助孩子规避禁令，理由包括“维持学校社交”“避免孩子被孤立”或“自主监督优于强制断网”。
更深层风险在于行为迁移：一旦主流平台受限，青少年可能转向Discord、游戏内聊天室或未被监管的小众应用——这些空间往往缺乏内容审核、陌生人防护或举报机制，反而增加遭遇网络性诱骗、极端主义或有害内容的风险。
部分科技公司警告，若平台被迫关闭未成年人账户，他们可能转而以“游客模式”浏览未经过滤的公开内容，失去原有保护功能（如屏蔽私信、限制评论），实际暴露风险更高。
结语：一场全球观望的治理实验
澳大利亚的禁令，远不止是一项国内法规。它被视为未来5–10年全球数字监管的风向标——丹麦、马来西亚已跟进类似提案，欧洲议会亦通过非约束性决议建议设立最低年龄门槛。
然而，这场以“保护童年”为名的实验，正站在理想与现实的断裂带上：
一边是神经科学与公共健康的警示；
一边是技术可行性、权利平衡与行为反弹的不确定性。
正如一位政策观察家所言：“我们正在用整个国家的孩子，测试一个尚未被充分验证的假设。”
其成败，不仅关乎澳大利亚青少年的数字未来，更将深刻影响全球如何定义“数字时代下的儿童权利”。
華文財經新聞社聯合報道。发布者：张聚奎，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huaxinnews.com/552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