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新社福州（记者 刘仁健）据《人民公安报》披露，2024年以来，国家反诈中心累计下发资金预警指令180余万条，紧急拦截涉案资金超3000亿元，有力守护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
然而，在肯定反诈工作成效的同时，近期一些基层执行中出现的“走样”现象，也引发社会关注。部分地方在执行中层层加码，甚至将普通群众视同“潜在嫌疑人”，影响了正常生活，也偏离了反诈初衷。
一、取款被问流水、办卡需“无犯罪证明”，反诈执行是否过度？
2024年11月3日，周筱赟律师在山东东营一家建设银行网点欲提取4万元现金用于朋友婚礼随礼。尽管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仅对5万元以上取款需登记报备，但柜员告知，根据当地反诈中心要求，取现1万元以上即需说明用途。
周律师配合填写“个人消费”后，被要求进一步说明具体内容。当他拒绝透露更多私人信息后，银行工作人员转而查询其一个月前的流水记录，并就是否涉嫌诈骗报警处理。在半小时等待后，银行又称联系不上警方，可办理取款，但周律师已选择离开。
周筱赟表示：“银行不能把所有客户预设为犯罪嫌疑人。”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通信服务领域。近日，江西部分地区电信运营商在办理电话卡时，要求用户额外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而根据工信部规定，办卡仅需身份证实名认证与人脸识别。
此外，多地出现手机号码因“涉诈风险”被“保护性关停”的案例。有用户反映，在未欠费、无预警的情况下号码被停，复通流程复杂，甚至要求本人携“无犯罪证明”前往号码归属地办理，为老年人、异地用户带来极大不便。
二、基层执行陷两难：避险心态催生“加码式反诈”
从取款审查到手机停机，这些措施背后都指向同一政策源头——反电信网络诈骗。
一位银行员工在网络平台坦言：“我们也不想限制客户，但一旦出现问题，就要追责。”他表示，当前银行反诈工作普遍存在“加码”现象，一线人员即便依规操作，也可能因客户后续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甚至面临内部处罚或法律风险。
在通信领域，尽管已实施手机实名制，骚扰与诈骗电话仍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不少普通用户却因通话频率稍高、曾接听可疑来电等，被系统标记为“异常”，遭遇“误伤式停机”。
有基层工作人员指出，部分加码措施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更多出于“避险”考虑，却在实际执行中演变为对普通用户的权利越界。
三、反诈，不能把“好事办坏”
反诈工作本是守护公民财产安全的正义之剑，但若执行失度、层层加码，则可能从“护民”滑向“扰民”。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指出，不能以反诈为由，对用户的隐私权、财产信息等进行过度监测，否则可能侵害公民基本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也明确禁止以刺探、侵扰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权。在周律师取款案例中，银行查询非涉案流水，缺乏法律程序依据，实属对用户权利的越界干预。
反诈的防护网应当精准编织，既要打击犯罪，也要避免误伤普通群众。正如家中防盗，不能把主人也锁在门外。
织密反诈网络，不应困住无辜百姓；筑高防护围墙，也要照进权利阳光。唯有在法治轨道上精准施策、规范执行，才能让反诈工作真正成为人民财产安全的守护盾，而非日常生活的拦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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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財經新聞社聯合報道。发布者：张聚奎，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huaxinnews.com/513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