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25万移民日本”的时代，结束了

华新社日本电讯（记者 邹欣声）日本投资移民门槛骤升，“经营管理签证”时代迎来剧变
10月10日，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正式公布“经营管理”签证新规，将注册资本金门槛从500万日元大幅提升至3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0万元）。新规自10月16日起生效，标志着已施行十年的“500万日元移民日本”时代正式落幕。
自8月日本政府首次释放政策收紧信号以来，这一变动已冲击至少2万个在日或计划赴日的华人家庭。市场热度风向迅速转变，多位日本行政书士表示，客户心态呈现明显两极分化：追赶末班车与暂停观望者几乎各占一半。
有人果断放弃。已怀孕4个月的艾婉，在反复纠结后最终决定终止筹备一年半的赴日计划，返回国内。也有人加速行动。在国内建筑行业耕耘十余年的赵岳山提前登陆日本，力争在新政实施前“上船”。而原本计划在日本开设咖啡店的魏巍夫妇，在新政落地当晚转变方向，开始考虑通过就业签证赴日，从“小老板”转为“打工人”。
从“门槛最低”到“大门关闭”
“仅需25万人民币，即可在日本开设公司，实现全家定居，子女享受国际一流教育，医疗福利全面覆盖……”此类宣传在社交平台上屡见不鲜。
放眼全球移民路径，日本经营管理签证以其低门槛、无移民监等优势，迅速成为中国中产家庭的热门选择。尤琪在2021年开始考虑移民，经过多国比较后，她发现经营管理签证“就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她花费近一年时间推敲可行性，尽管实际成本远超25万元，但整体算下来仍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
张山的赴日决定则源于一次偶然的旅行体验。2024年，他因观赛首次赴日，被当地的秩序感和人情味所触动。在结识一位通过经营管理签证定居的五十多岁大姐后，他开始认真考虑举家迁移的可能。“孩子正值小升初关键期，国内教育氛围日益紧张。直接赴欧美难度太大，日本或许能成为跳板。”
对魏魏而言，赴日则是人生重启的机会。2019年被裁员后，他终于下定决心，选择先通过语言学校适应环境，再考察经营可能。“哪怕待两年发现不合适，成本也相对可控。”
十年繁荣与隐忧
经营管理签证的雏形可追溯至1994年推出的“经营投资签证”。2015年更名后，该签证持续吸引外国投资者。2018年日本《民宿新法》实施后，开办民宿成为合法经营项目，更被中国申请人视为“最简单的移民玩法”——对于一线城市居民而言，出售一套房产便足以在日本购置自住房和民宿，由中介代管经营，手中仍能保留充裕生活资金。
十年间，持有该签证的外国人数量从2015年底的约18100人增长至2024年底的41600人，翻了一倍多。其中，中国籍持有者占比过半。若计入随行家属，以该签证在日定居的中国人保守估计已超5万人。
现实与理想的落差
新政落地前，张小姐与丈夫已在京都语言学校就读一年，公司完成注册，正等待9月中旬递交签证申请。然而，日本的生活远比想象中艰辛。“日常琐事占据大量时间，语言障碍更是难以逾越。”尽管每周上五天日语课，她仍感觉水平有限，连就医问诊都成难题。
魏魏的“重启人生”计划同样遭遇现实冲击。在这个表面礼貌有序的国度，他经历了餐厅交流困难、中介拉黑、街头被骂等诸多不愉快。物价压力也随之而来：“一条烤鱼1000日元，一牙西瓜500日元，热闹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消费压力。”
即便经济实力较强的戴家山也面临经营困境。2023年他斥资700万日元在大阪购置4套公寓作民宿，委托中介经营。然而扣除各类成本后，年收益所剩无几。后续投资旅馆更遭遇垃圾处理等运营难题，一度不得不将商业垃圾伪装成生活垃圾处理。
新政下的生存危机
与戴先生相比，小民宿主王运生的处境更为严峻。2024年5月他开始申请签证，10月登陆日本，动用国内房产变现的100多万元在大阪购置一户建。虽然民宿入住率保持不错，但单一建筑的经营流水难以满足续签要求，他不得不拓展清洁服务、摄影兼职等业务。
今年7月通过日语N2考试的喜悦尚未消散，8月的新政风声就让他陷入焦虑。根据10月正式发布的新规，申请人还需雇佣至少一名日籍或永驻员工，并满足日语N2及以上、3年经营管理经验或相关硕士学历等要求。
“雇佣常勤员工一年成本至少400万日元，我目前年收入还达不到这个数。”王运生感到自己正是新政意图筛选掉的对象。
行业洗牌与真实经营困境
新政影响波及整个产业链。行政书士王洋的业务在过去几年随着中国申请人增多而快速发展，员工增至5人。但自6月政策风声传出，客户数量持续下降，8月更出现财务赤字，他不得不考虑退租新办公室并裁员“过冬”。
与此同时，大阪行政书士宋立軍的咨询量在8月几乎翻倍。“抢在关门前上车”的情绪弥漫市场。他明确表示，新政目标就是“筛选掉不符合日本期望的外国人”。
日本媒体2025年上半年的调查显示，大阪中央区等多地存在大量“幽灵办公室”——仅作注册之用，并无实际经营。这种状况在东京同样存在。移民中介一条龙服务甚至包括提供5平米的隔断办公室，明显达不到正常办公标准。
戴先生根据观察估计，经管签持有者中实际经营的比例仅约三分之一。“即便经营，也多为小公司。”刘小姐的经历更具代表性：她原计划将自己在东京经营的画廊法人转给母亲，以帮助其获得签证。新政后，她直接放弃该计划，“审核将变得严格，大概率会失败”。
政策背后的逻辑与争议
日本律师森胁章认为，虽然政策收紧速度超出常规，但根源在于“中国人来日本太多太多”。作为日本律师联盟外国律师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他注意到持有中国律师资格在日注册的人数急剧增加，反映出来日中国人才类型的多样化。
“新政的根本目的并非限制外国人，而是引导高质量创业资源进入日本市场。”森胁章强调，政府希望通过制度优化确保签证仅适用于“真正具备经营能力”的创业者。
但也有日本专业人士持不同看法。曾参加众议院选举的小谷先生认为，政策急转与今年首相选举有关。“为了迎合选民心理，非常着急地进行了政策转向。”他指出，日本老龄化问题客观存在，劳动力短缺将是长期挑战，当前政策可能过于短视。
十字路口的选择
根据新规，现有签证持有者需在3年内满足新要求，否则可能无法续签。森胁章律师提醒，缺乏实体经营证明的案例已出现被搁置或拒绝的情况，未来审查将趋严。宋立軍更直言：“这不是提高门槛，而是直接关上了这扇门。”
社交平台上的一项投票显示，约四成受访者选择回国，其余则计划硬扛或转换其他签证路径。张山仍坚持原计划，尽管商业规划已完全不同；王生打算再拼一把；魏魏转向工签途径；戴先生预判将出现回流潮，“刚来不久的人损失较小，熬永驻的人日子更难过”。
阿薇最终决定回国，正在网络上出售家具，为这场日本之旅画上句号。周恬的母亲则准备以后申请五年多次往返签证，以非长期在留方式探望女儿。
随着日本移民政策的时代转折，数以万计的家庭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重新审视去留之间的得失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