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排队访华，为何欧洲领导人“攻势”最猛？

华新社（记者 邹志华）鲜花、红毯、仪仗队——在庄重而热烈的欢迎仪式中，芬兰总理彼得里·奥尔波于1月25日凌晨抵达北京，开启为期四天的正式访问。继爱尔兰总理西蒙·哈里斯本月初访华后，奥尔波成为三周内第二位到访中国的欧洲国家领导人。而据多方消息，英国和德国领导人也在积极酝酿访华行程。
开年伊始，中国外交迎来“欧洲季”。为何此时“欧洲含量”格外突出？这背后又释放出中欧关系怎样的新信号？
稳定互动，聚焦经贸：中芬关系的坚实底色
提起芬兰，人们常想到北极光、桑拿浴、诺基亚，或是风靡全球的“愤怒的小鸟”。但更值得铭记的是，这个北欧国家与中国长达70余年的友好交往史：
它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
是首个与中国签署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
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成为新中国首次派团参加的奥运会；
如今，中国已连续多年稳居芬兰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地位。
自1950年建交以来，“稳定”始终是中芬关系最鲜明的标签。2017年，习近平主席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宣布建立“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高度。
近年来，两国高层往来频繁。从总统斯图布、议长哈拉-阿霍，到此次来访的总理奥尔波，两年内已有三位芬兰政要踏足中国。经贸合作持续深化：2024年双边贸易额突破8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230亿美元。人文交流亦不断升温——中国对芬兰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便利商务、旅游与留学往来。
根据中芬双方通报，奥尔波此访将与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分别举行会谈或会见，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其中，加强经贸合作被列为重中之重。
芬兰政府明确表示，此行旨在“延续与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对话，并支持芬兰企业拓展在华商业机会”。随行代表团包括20余家芬兰企业高管，覆盖机械制造、森林工业、清洁能源、食品科技、数字创新等芬兰优势产业。
访问期间，中芬创新企业合作委员会将在北京召开第六次会议，奥尔波将发表主旨演讲。该机制成立于2017年，致力于搭建两国企业合作平台。目前已有50余家中芬企业确认参会，包括芬兰航空、芬兰矿业集团、港口机械巨头卡尔玛、食品业领军企业菲泽、北欧联合银行等。
中国商务部透露，双方将签署《关于加强中芬创新企业合作委员会工作的谅解备忘录》，并推动企业间达成多项商业合作协议。外界普遍预期，此访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在绿色转型、数字经济、信息技术、气候变化应对等关键领域的务实合作。
此外，赫尔辛基也希望通过此访，就中欧关系、乌克兰危机等重大国际议题增进与中方的沟通与理解。
跨年“接龙”：欧洲为何纷纷“向东看”？
芬兰总理选择年初访华，时机耐人寻味。过去一个月，国际局势风云突变：美国高调介入格陵兰事务、突袭委内瑞拉、质疑北约价值，令欧洲深感不安。刚刚落幕的达沃斯论坛上，“特朗普回归”的阴影再度引发欧洲对跨大西洋关系前景的忧虑。
当前，欧洲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俄乌冲突久拖不决，欧美战略互信持续受损，战后国际秩序面临重构。在此背景下，作为欧盟与北约成员国，芬兰试图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拓展外交与经济的多元选项，以增强自身在不确定世界中的战略韧性。
奥尔波访华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近期欧洲对华“魅力攻势”的缩影。2024年冬季以来，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外长瓦德富尔相继访华；2025年初，爱尔兰总理时隔14年重启对华高层访问；英、德领导人亦在筹划行程。中欧高层互动呈现罕见的“跨年接龙”态势。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欧洲多国“向东看”可从三个维度解读：
其一，中欧关系进入政策再校准期。
近年欧洲推行对华“去风险”策略，在经贸领域引发广泛反弹，造成实际利益损失。同时，拜登政府推动的对华“意识形态化”协同施压模式已显疲态，难以为继。
其二，大国博弈倒逼欧洲寻求战略平衡。
欧洲在美俄之间左右为难，与美关系裂痕加深，与俄关系短期内难有转圜。相较之下，中欧关系虽存分歧，但总体障碍较小，为外交破局提供空间。
其三，现实利益驱动合作需求。
欧洲经济复苏亟需外部动能，而2026年恰逢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双方在绿色技术、数字基建、高端制造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加强与中国互动，也有助于欧洲争取更大战略自主。
值得注意的是，中小欧洲国家正日益主动开展对华接触，反映出欧盟内部权力结构的微妙变化——它们不再甘于由大国代言自身利益，而是积极开拓独立双边合作路径。
不乏挑战，仍有机遇：中欧关系的复杂前行
尽管高层互访热潮涌动，中欧关系仍面临结构性挑战。就在本月，欧盟出台《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拟在通信、半导体等关键领域排除所谓“高风险供应商”，部分中国企业恐受波及。“数字铁幕”隐现，凸显欧洲对华政策的矛盾性。
对此，崔洪建认为，这种“合作与设限并存”的做法，正是欧盟对华“三重定位”（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现实体现，也反映出其“区块化”政策思维——即在不同领域采取差异化策略，而非统一立场。
展望2026年，中欧关系将在“特朗普变量”、贸易壁垒与对话机制三条轨道上交织前行。崔洪建强调，尽管挑战重重，但机遇窗口依然存在：
一是化解遗留摩擦。例如尽快妥善处理电动汽车领域的贸易争端，为未来类似问题建立解决范式，减少互信损耗；
二是强化合作韧性。抓住中国“十五五”开局契机，拓展绿色、数字、科技等新增长点；
三是落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政治互信与务实合作同步提升。
他特别提醒：“欧美关系疏远，并不自动意味着欧中走近。”
真正推动中欧关系向前，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欧洲实现深层次观念变革，重塑对华政策逻辑；二是中国精准识别并善用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将欧洲视为独立行为体，而非大国博弈的附庸舞台。
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中欧能否超越猜忌、相向而行，不仅关乎双方福祉，也将深刻影响全球秩序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