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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社印度（记者 邹志华）就在即将为 iPhone 17 提产之际，苹果公司在印度大规模扩张生产的计划再一次受阻。据彭博社日前报道，富士康科技集团从印度一家工厂再次召回了约300名中国大陆工程师，或将再次让印度制造业的韧性与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将如何影响苹果iPhone的生产？
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富士康从旗下零部件子公司裕展科技泰米尔纳德邦的工厂撤出中国大陆工程师，是该公司近几个月来第二次撤出。7月2日，有报道称，富士康已从其印度的iPhone工厂召回了类似数量的中国大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据报道，裕展科技工厂为老款iPhone机型生产金属外壳和显示屏模块，目前尚未为最新的iPhone 17系列生产手机。这个厂房几个月前刚投产，在这里组装的手机屏幕仍依靠大量进口。
目前尚不清楚上述富士康工程师被撤走的原因，但消息人士警告称，尽管大部分设备安装和初期培训已经完成，但将这些专家送回国可能会降低工厂的生产效率。据知情人士透露，富士康已开始空运台湾工程师填补空缺。
多家媒体分析认为，目前，苹果可以加大显示屏进口力度，并依靠其他本地供应商提供外壳。但经验丰富的中国大陆员工的流失可能会削弱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在印度快速实现供应链本地化的努力。“Tech in Asia”称，中国大陆资深技术人员的撤离恐将再度延缓苹果本土化进程，因为替代数十年积累的制造经验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即便是苹果这种规模的企业也难以快速弥补。
苹果首席财务官凯文·帕雷克此前已预警，2025年第三财季将因关税增加9亿美元成本。尽管公司强劲的现金流提供了缓冲，但印度业务的持续中断可能进一步侵蚀毛利率。
供应链多元化被证明比预期更复杂
苹果公司近年来不断扩大在印度当地的组装、工程、开发和测试业务，以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布局战略。据路透社4月报道，苹果计划将所有销往美国的 iPhone 转由印度生产，以减轻与关税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相关的风险。
然而，供应链的转移远比想象复杂。《华尔街日报》本月初刊文称，苹果在印度的扩张不仅涉及转移现有产能，还需与多家供应商共同构建全新的制造生态系统、新的基础设施、新的劳动力培训和政策支持，才能达到中国大陆在过去几十年里实现的产业协调水平。
近期的事态也暴露出印度供应商在扩张初期面临的“摩擦”。“AInvest”的分析报告称，富士康从印度召回中国大陆工程师的事件暴露了印度苹果供应链的脆弱性，本地工程师培训或新制造工艺整合的延迟可能导致生产瓶颈，最终影响苹果在关键市场需求的能力，也警示了过度低估供应链脱钩难度的风险。
劳动力问题持续构成担忧。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曾称赞中国大陆组装工人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强调这才是公司在华设立大部分生产线的关键原因，而不仅仅是更有利的成本。印度《商业标准报》称，为了扩张产能，富士康公司派遣了许多经验丰富的中国大陆工程师，以加快生产并培训印度工人。彭博社称，中国大陆管理人才在培训本地员工并迅速使生产线投入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在4年前才开始大规模组装 iPhone。
另据外媒报道，行业观察者指出，虽然印度手机出口额激增，但生产过程过度依赖从越南等地引进外籍劳工的现象，引发了关于劳工标准与剥削等问题的担忧。
“印度正奋起直追，”《华尔街日报》称，印度已经升级基础设施，并推出一项制造业补贴计划，成功促进了智能手机制造业的发展。各邦也纷纷推出自己的激励措施，以吸引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和其他科技制造商。但距离在印度形成成熟的产业集群（同水平密集的零部件供应商与物流体系）仍有较长距离。报道援引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克里斯·米勒等对苹果公司供应商披露信息的研究，总部位于中国大陆的公司在精密制造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截至2023财政年度，在苹果公司的187家顶级供应商中，超150家在中国大陆设有工厂，而在印度设厂的仅14家。
还面临“美国制造”计划的阻力
除了自身的经济因素，印度还需要考虑运营过程中面临的复杂地缘政治因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刘宗义25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中印关系缓和，但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另外，果链向印度转移中暴露的问题，均是投资企业遇到的普遍问题，如供应链波动、工人技术水平问题、出勤问题、劳工权益要求、工人“世袭”、征地难题等，印度供应商需要提前做好预案。
刘宗义补充称，在印度生产的苹果产品主要面向欧美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他希望苹果公司在美国生产 iPhone。因此，印度果链的扩张还将面临来自特朗普的“美国制造”计划的阻力。因此，如何在地缘政治洪流中保持供应链的韧性和生产效率，将是印度供应商和印度需要思考的问题。

华新社（记者 张聚奎）8月26日，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四！

1、历史第二！A股单日成交额，再破3万亿。

2、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美式“航行自由”缺乏国际法基础。

3、孙颖莎成为首位WTT大满贯赛事单打四冠王。

4、上海个人住房商贷利率不再区分首套房和二套房。

5、消费者花3129元买机票后发现另一平台仅售570元，航班管家回应

6、海关总署：今年以来全国海关已拦截183万件假LABUBU。

7、春秋航空否认故意调低温卖毛毯：严格按照客舱温度要求设定。

8、因未经许可传播《德云斗笑社》《长相思》，快手被判赔8910万！

9、8月29日零时起，北京7个区被增设为净空限制区。

10、日本多地开征或拟征住宿税，用途包括建设旅游设施等。

11、中国卫星互联网牌照发放倒计时，追赶马斯克星链

12、乌克兰首次公开“远程海王星”导弹图像，射程可达1000公里。

13、特朗普渴望获诺奖，美媒：希望不大，5位评委中至少3人批评过他

14、近日，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内一幅描绘鲁迅“夹烟”形象的墙画引发公众讨论。部分游客参观时在该墙前以点燃打火机的方式进行“给先生点支烟”打卡，引发了颇多关于其是否误导青少年、美化吸烟行为的讨论。

15、英国轮椅篮球运动员在以色列国歌奏响时背对国旗以示抗议，引以方不满

16、加沙地带医院遭袭致多名记者死亡，以军：遗憾

17、A股投资者也开始体验“每天都活在上涨的恐惧中”

华新社财经观察（贾豪）论搞事情，还得是你马斯克。
这不，为了硬刚微软，老马直接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巨硬（Macrohard）。
就冲这个名字哈，那可真叫一个贴脸开大。
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角度，一个“巨”一个“微”，一个“硬”一个“软”，针对得着实有点工整、对仗。
然后再来看看马斯克巨硬公司要干的事：
是一家纯粹的AI软件公司。
原则上，鉴于微软等软件公司本身不生产任何物理硬件，应该有可能完全用AI模拟它们。
这一波啊，老马不仅是在名字上赢麻了，更是令网友直呼：
洞察力够强啊！基本上所有纯软件的东西，理论上你可以用一个经过训练的模型来替代功能性的黑箱，使其完成同样的事情。
不得不感慨，高端的商战往往都是这么“朴实无华”。
「巨硬」刚「微软」
其实巨硬这个名字，马斯克早在本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了商标申请。
当时就因为这个名字，在网上掀起了不小的热议。
从商标注册的内容上来看，我们可以提炼以下几个关键要点：
用于生成人工智能语音和文本的可下载软件
用于编写代码、设计和运行视频游戏的人工智能工具
图像、视频和语言理解系统
而且更早的，在上个月中旬，马斯克也曾公开表态过：
正在打造一个多智能体AI软件公司。
具体来说，就是让旗下的Grok，衍生出数百个专门的AI智能体，有的负责编码，有的负责生成图像视频，有的负责理解用户需求……
这些AI智能体好比一个虚拟员工团队，在虚拟机里协同工作，不断模拟人类与软件的交互，直到最终复刻出的产品达到完美。
说得直白一些，就是用一个AI黑箱，直接替代掉微软的核心业务。
举个例子，微软不是卖Office全家桶吗，那我巨硬就直接用AI生成一个功能一模一样的东西，让你无路可走。
这种从根本上颠覆对方商业模式的想法，可以说是相当马斯克了。
并且从媒体爆料来看，巨硬似乎与xAI在孟菲斯的Colossus 2超级计算机项目密切相关（PS：马斯克已证实计划采购数百万块英伟达的GPU）。
所以巨硬这家公司可以说是在AI能力上由xAI来支持，算力上由Colossus 2来支持。
早已结下的梁子
不过有一说一，这不是马斯克心血来潮开启“怼怼怼”模式，他和比尔·盖茨的梁子其实早就已经结下。
在公司层面，双方早已是“老冤家”。
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当年比尔·盖茨被曝出持有高达5亿美元的特斯拉空头头寸，赌特斯拉会完蛋。
在一则后来被曝光的短信中，马斯克直接质问盖茨，而盖茨回复：“很遗憾，我还没平仓。我想和你聊聊慈善事业的可能性。”
马斯克的回答则毫不客气：“对不起，当你大规模做空特斯拉——这个为解决气候变化做出最大贡献的公司时，我无法认真对待你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慈善事业。”
而在当下最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双方更是“死敌”状态。
微软豪掷千金投资了OpenAI，而马斯克则创立了xAI，摆明了就是要和“前任”公司以及其背后的金主微软一决高下。
在个人层面，俩人的交锋更是从商业分歧升级到了“人身攻击”。
除了做空事件，两人在电动卡车、火星移民等问题上也观点相悖。
盖茨曾质疑电池无法为大型卡车提供动力，也对马斯克的火星计划表示不解，认为“莫名其妙”。
矛盾激化的高潮，是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比尔·盖茨挺着肚子的照片，并配文：“如果你想快速败兴，我给你推荐这个（in case u need to lose a boner fast）。”
这种毫不掩饰的嘲讽，彻底将两人的矛盾公开化。而盖茨在后来的传记中也评价马斯克“超级刻薄”（super mean）。
所以说，这次成立“巨硬”公司，既是商业上的正面宣战，也是个人恩怨的延续。
另外，如果关注马斯克的AI产品公司，除了大模型原生的Grok智能助手，目前率先成立的是游戏，而现在就是第二家：软件，办公软件，或者准确来说：生产力软件。
那么对于这次的battle，你站巨硬还是挺微软？

母亲离世那年，我十三岁，魂魄却固执地拒绝相信那具墨汁涂就的薄棺里躺着她。哀哭如潮水般淹没灵堂，我立在漩涡中心，木头似的。棺木是东拼西凑的，邻人一根梁，西舍一块板，穷得连铁钉也买不起，只用削尖的虫蛀竹签穿透咬合。无钱买黑漆，父亲翻出半瓶陈墨，刷上去的墨色深深浅浅，像一块块无法弥合的伤疤。母亲，这位旧日名门的闺秀，竟是以如此窘迫又郑重的乡村最高礼遇，告别了尘世的风霜。
她的美，是外婆絮叨旧事时，从时光深处透出的一缕微光。外公本是极力反对这婚事的，可父亲身上那股介乎军人的硬朗与文人的清逸，像磁石吸住了母亲的心。解放后做了妇联主任的母亲，一次偶然重逢，终究嫁给了这个固执得如同磐石的男人。父亲一生挺直脊梁，像一杆永不弯曲的标枪，无论是身着军装的岁月，还是后来文人的清癯模样。这份坚毅，却在家中化作冰冷的铁律。
我的降生，裹挟着滔天洪水。村庄沦为泽国，母亲尚在月子里，便不得不趟进冰冷的泥水，为襁褓中的我搏命。从此，她的身体便成了被风雨蛀空的堤坝——手臂钻心地痛，下肢麻木如木石，病根深种，沉疴难起。三岁起，父亲便用算盘珠子的脆响和《百家姓》、《千字文》的吟哦，为我砌起一道无形的墙。“二一添作五”的珠算口诀，背错一个音节，他的手指便如冰雹般砸落我的头顶。痛楚憋在喉咙里，化作不敢溢出的呜咽。只有母亲，在帘幕的阴影里，偷偷用衣角擦拭眼角。那无声的泪，比头上的包更灼烫。
长夜最难熬。唯有母亲房内那架老纺车的“吱呀——嗡——”，才是我安眠的咒语。她低低哼着古老的童谣，声音像温热的棉线，一圈圈缠绕住我惊悸的梦。纺车的木轮旋转，摇碎了窗棂透进的清冷月光，也暂时摇散了父亲笼罩在屋内的森严寒气。我们兄弟姐妹，对父亲是刻骨的敬畏。归家时，无人敢走正门，只从偏门像影子般溜入。若母亲不在，便像失了巢的雏鸟，惶惶然在屋外游荡，直到望见母亲挎着菜篮或提着水桶、那略显疲惫却无比安心的背影出现在小径尽头，才敢悄悄尾随其后。
父亲那套严苛的规矩，在风雨飘摇的年月里，成了压垮母亲的巨石。即使是文革动荡、家徒四壁的日子，他仍固执地要求饭桌摆上“四菜一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母亲愁眉深锁。一旦饭菜不合心意，父亲掀桌摔凳的怒喝，便让家成了瓦砾场。若有木匠、裁缝或亲戚上门，母亲的眉头更是拧成了解不开的结。我虽只五六岁，却已懂得潜入冰冷的河里摸鱼，或翻过人家的篱笆偷几把青菜，只为帮母亲渡过那顿责骂的难关。然而，父亲每日布置的功课，背诵《三国》、《封神》、《水浒》里那些陌生艰涩的词句，却如同另一座大山，压在放牛打猪草之后疲惫不堪的瘦小身躯上。夏天，毒日头剥去一层层皮；冬天，冻疮在手脚上开出紫红的花。母亲心疼的目光抚过我的伤痕，却只能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
七岁那年，父亲被揪出，扣上“反革命右派”的帽子。家，彻底坠入深渊。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如同风中残烛。纺车的“吱呀”声和织机的“哐当”声，成了黑夜的主旋律。她拼命摇着，纺着，常常通宵达旦。母亲的咳嗽越来越密，越来越深，起初是压抑的闷响，后来竟带上了惊心动魄的腥气——她开始咳血了。肺结核的阴影，像冰冷的蛇，缠住了这个早已透支的女人。我们兄妹的天塌了。田里的活计、母亲的药钱，成了悬在头顶的利剑。父亲被频繁带走，杳无音讯。灶台太高，我垫着凳子，在烟熏火燎中笨拙地翻炒，生活的苦辣辛酸，过早地呛入一个孩子的肺腑。
母亲再也无力摇动纺车了。那曾彻夜歌唱的木轮，与蒙尘的织机一同沉默在角落，落满时光的灰。她蜷缩在四处漏风的土屋里，靠着不知名的乡野土方苟延残喘。没有营养，只有日益加深的绝望，将她丰润的面庞蚀刻成一张枯槁的纸。十二岁那年，我被推进“扫盲班”。可母亲病入膏肓的消息，像鞭子抽打着我。书本成了无字天书，心悬在医院与破屋之间。家徒四壁，告贷无门。父亲依旧杳然。那架纺车，成了屋中最触目惊心的遗迹，一个关于温暖与生机的、业已死去的象征。
一九七五年的寒冬，母亲耗尽了最后一滴血泪，溘然长逝，年仅四十三岁。从此，我生命的底色只剩下灰暗的煎熬。时间在无母的荒原上爬行，每一日都长得令人窒息。
一九七六年春节，冰雪初融，父亲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了。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破门，目光扫过我们褴褛的衣衫、冻得发紫的脸颊。他坚硬了一辈子的面具，在那一刻猝然崩裂。一滴浑浊的泪，从他深陷的眼窝里滚落，砸在冰冷的地面上，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父亲的泪水。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蹒跚地，一步步挪到墙角。那里，静默着母亲的老纺车和蒙尘的织机。他伸出枯瘦颤抖的手，一遍遍抚过纺车轮上厚厚的积灰，摩挲着织机冰凉的木架。嘴唇无声地翕动，喃喃着只有他和母亲才懂的低语。那架沉默的纺车，仿佛在那一刻，又隐隐地“嗡——”了一声，如同母亲一声悠长的、穿越了生死界限的叹息。
纺车摇碎的何止是月光。它摇碎了母亲名门闺秀的锦绣年华，摇碎了贫病交加的漫漫长夜，摇碎了一个女人在丈夫的固执与时代的狂澜间苦苦支撑的全部尊严与气力。最终，它摇出了一条通往幽冥的、墨汁淋漓的窄路。
母亲走后，那纺车便彻底哑了。可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那熟悉的“吱呀——嗡——”总会在记忆的深处固执地响起，穿透岁月的尘埃，摇落我心头永不干涸的寒露。它纺出的不是纱线，是母亲被苦难一寸寸抽尽的生命丝缕，缠绕在我余生的骨骼上，成为一道无法剥离的、带着血丝的印记。（作者 郑文乔，著名书画家）

华新社我科技咨询（李永都）然而，2024年以来，行业气氛急转直下。NAND价格经历了剧烈波动，企业盈利承压。各大厂商不约而同地放缓扩产甚至减少投资，标志着一个新的周期正在到来。
与此同时，AI与高带宽存储器（HBM）的崛起，让市场的聚光灯逐渐转向DRAM领域，NAND在存储产业格局中的地位被重新定义，各大巨头在NAND研发生产上的调整，昭示着这一产业已经从“高速扩张”步入“谨慎投资”，一场缓慢而又激烈的变化正在悄然发生中。
韩国双雄的放缓与转移
作为全球NAND市场的长期霸主，三星过去一直以“激进投资”著称。
在今年的国际固态电路会议上，三星宣布了即将推出的V10（第10代）NAND 闪存，据了解，三星的V10 NAND闪存具有 400 多个活动层和 5.6 GT/s 的接口速度，其还采用了三星独家首创的混合键合外围单元 (CoP) 架构。
但三星的V10 NAND量产之路并不顺利，其原本预期今年年底开始量产，但在6月韩国国内传出消息，预计三星到今年下半年之前将进行供应链构成的评估，而真正的大规模量产投资恐怕要到明年上半年才能进行。
据报道，截至今年6月，三星仍未最终确定包括蚀刻在内的NAND核心设备的供应链。原因在于高层堆叠NAND的市场需求不明朗，以及新工艺导入带来的成本效益问题阻碍了投资推进。
所谓“蚀刻”，是指在晶圆上去除不需要的物质的工序。以往在蚀刻通道孔（Channel Hole，类似小孔）时，需要在约 -20℃至 -30℃的低温环境下进行；但在V10 NAND中，预计需要 -60℃至 -70℃的超低温环境。温度越低，化学反应性越弱，就越能在无需额外保护膜的情况下实现更精密的蚀刻。
为此，三星电子从美国Lam Research与日本东京电子（TEL）等主要前道工序设备厂商引进了超低温蚀刻设备，并进行试生产和质量评估。但实际评估结果显示，超低温蚀刻技术尚难以直接应用于量产。于是，三星正在与Lam Research、TEL协商，尝试通过提高部分蚀刻温度，再次进行设备评估。
据了解，引入新设备所带来的投资成本，也被认为是三星延迟V10 NAND量产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星至今在NAND蚀刻工艺中大多使用Lam Research的设备。如果将TEL纳入供应链，则意味着设备多元化，但同时会面临原有Lam Research设备使用率下降，以及需要提升两家设备兼容性的问题。
而V10 NAND的难产最终也影响到了三星其他产线的换代升级计划。
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自今年年初起就在平泽P1工厂和西安NAND工厂推进转换投资，核心是将原本量产的第6、7代NAND转向第8、9代。与全面新建生产线相比，转换投资所需费用更少，同时部分改造并继续利用现有设备，因而效率更高。
不过，近期最先进NAND的转换投资速度正在放缓。P1工厂的第8代NAND转换虽按计划进行，但原定最快在今年二季度启动的第9代NAND转换投资已传出延期。
西安工厂情况也类似。正在进行第8代转换的X1生产线已接近收尾，而第9代转换的X2生产线今年三季度仅计划执行每月5000片晶圆规模的投资，而月产5000片几乎只是内存产品量产所需的最小规模。
一位半导体行业人士表示：“三星电子计划在明年一季度前继续在X2生产线上量产V6等旧一代NAND，真正展开第9代转换至少要到明年年中”，并解释称“这是因为先进NAND的需求依然低迷”。
而三星对下一代NAND及相关技术的投资也依旧保持谨慎，其原本考虑在西安X2生产线上率先应用混合键合技术于V9 NAND，但最近已决定搁置。
关于NAND技术延后的背后，是市场信心不足与资金使用的重新考量，对比三星在HBM和DRAM上的高强度投入，其在NAND领域的保守态度更显突出。
同样信心不足的还有SK海力士，其在电话会议中明确表示，NAND业务将维持谨慎，优先考虑盈利性。
值得关注的是，SK海力士在今年完成了对英特尔NAND业务的收购，目前正在重组其位于中国大连的工厂及相关资产，但其在大约三年前开始建设的第二家工厂的设施投资仍处于搁置状态。
早在收购英特尔NAND业务之前，SK海力士就一直在讨论在大连建设第二家工厂。2022年，该公司在大连举行了奠基仪式，并宣布计划持续扩大其在中国的3D NAND产能。
业界最初预计SK海力士将按照其建设计划，于2023年中期开始引入包括洁净室在内的基础设施。然而，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难以引入中国，且NAND市场表现疲软，导致该投资计划被推迟。
韩媒指出，SK海力士大连第二工厂自奠基以来，三年来未进行任何设备投资。
一位半导体业内人士表示：“尽管SK海力士获得了美国的‘认证最终用户（VEU）’资格，且中国的投资限制有所放宽，但由于经济低迷以及来自中国的后来者的进入，NAND业务仍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他补充道：“因此，目前尚未就大连新工厂的具体投资进行任何商谈。”
实际上，过去几年时间里，尽管收购了英特尔的NAND业务，但SK海力士在这一领域依旧处于相对劣势，而如今AI带动的HBM需求爆发，让其重新找到了核心增长点。
目前，SK海力士在HBM领域占据领先位置，几乎垄断了NVIDIA的AI加速卡供货链条，盈利水平显著改善。相比之下，其V10 NAND研发进度相对落后，公司内部也将资源集中到先进DRAM与HBM之上。这一战略转移清楚地表明：NAND在SK海力士内部正逐渐被边缘化，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是主要的投资方向。
美系战略收缩、日系承压，国内的突围
美光的动作同样印证了NAND行业的困境。
在今年8月，美光宣布，鉴于移动NAND产品在市场持续疲软的财务表现，以及相较于其他NAND机会增长放缓，美光将在全球范围内停止未来移动NAND产品的开发，包括终止UFS5（第五代通用闪存存储）的开发。
美光指出，该决策仅影响全球移动NAND产品开发工作，美光将继续开发并支持其他NAND解决方案，包括SSD、汽车以及其他终端领域NAND解决方案，同时美光将继续支持移动DRAM市场，并提供DRAM产品组合。
面对盈利压力，美光直接退出了对三星、SK海力士在消费市场的竞争。公司将重心转向企业级SSD、汽车和数据中心市场，这些细分领域虽然规模不如手机庞大，但需求更稳定、利润率更高。
与此同时，美光大幅增加HBM和DRAM的研发与产能建设，试图在AI时代分得更大蛋糕。其财报显示，2024年下半年以来，美光连续上调营收和毛利率指引，市场表现显著优于NAND业务。这种“NAND低迷、DRAM强势”的分化格局，反映出美光通过收缩NAND，来为未来的AI内存战略腾出资源。
相比三星和海力士，铠侠的处境显得更加艰难。作为全球第三大NAND供应商，铠侠长期依赖与西部数据的技术和产能合作，但两家公司酝酿多年的合并始终未能落地，使得铠侠迟迟无法获得足以抗衡韩系巨头的规模效应。
缺乏规模优势意味着铠侠在成本控制、技术迭代和市场话语权上都处于被动地位。与此同时，NAND价格的剧烈波动直接拖累了铠侠的财务表现，让其业绩常年在盈亏边缘徘徊。
面对资本市场的压力，铠侠一方面需要持续维持基本的研发和生产投入以保持竞争力，另一方面却缺乏充足的财务弹性去推动更大规模的扩产或技术升级，陷入了“进无足力、退无可守”的困境。
在另一端，中国的长江存储则选择了逆势加大投入，走出了一条差异化发展路线。加之国内市场需求的支撑，长江存储得以在全球行业普遍“缩表”的阶段保持扩张态势，为未来竞争赢得了战略窗口期。
不过，从全球格局来看，NAND市场依旧是寡头把持，三星、SK海力士、美光和铠侠等老牌厂商仍然牢牢掌控着大部分产能与渠道资源。即便长江存储正在快速追赶，但短期内难以完全撼动这种结构。整体氛围依然是“谨慎前行”，各家企业在投资与扩产上更加注重风险控制与资金回报，等待下一个需求明确的增长周期到来。
设备厂商的“寒流”
NAND投资的放缓，最直接的受害者无疑是半导体设备厂商。过去几年，韩国本土设备企业如 SEMES（三星旗下设备子公司）、Jusung Engineering、Dongjin Semichem等，几乎高度依赖三星和海力士的扩产项目维持成长，如今随着两大巨头推迟先进NAND项目的量产计划，相关设备订单出现明显下滑，现金流和盈利能力均遭到严重冲击。
全球设备巨头也未能幸免。ASML的EUV光刻机主要服务于逻辑和DRAM环节，在NAND需求低迷时其DUV设备出货承压；东电电子（TEL）在薄膜沉积、刻蚀领域对NAND业务依赖度极高，订单推迟直接影响到其业绩表现；应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和科磊（Lam Research）则在沉积与刻蚀环节感受最为明显，尤其是高层数NAND对ALD、CVD和高深宽比刻蚀设备的需求骤降，让两家公司不得不调低出货预期。Kokusai Electric、日立高新（Hitachi High-Tech）、SCREEN Semiconductor 等日企同样受到连锁冲击。
面对这一困境，设备厂商们不得不加速“转向”。随着AI驱动的HBM与高性能DRAM需求爆发，以及先进逻辑工艺（3nm/2nm）持续加码，设备巨头正将Jusung Engineering重心逐步从NAND转移至逻辑芯片与HBM/DRAM相关设备上，以填补NAND投资空白。东电电子在财报中多次强调DRAM业务的稳定性，科磊和应用材料则在积极推动先进逻辑和晶圆级封装设备的布局。
与此同时，“转换投资”模式的普及也在改变行业生态。越来越多的晶圆厂选择通过采购二手设备并进行再制造或改造，延长设备使用寿命，以此来降低整体资本支出。这一趋势带动了二手设备市场的快速升温，使得像 SurplusGLOBAL（韩国二手设备巨头）、AG Semiconductor、MTM 等企业迎来业务增长。然而，这也进一步压缩了新设备的市场需求，让原本依赖大规模NAND扩产的设备厂商在短期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意。
NAND，如何破局
NAND市场进入低迷期，并非单一原因，而是多重因素叠加：
一方面，智能手机全球出货量增长乏力，PC换机周期拉长，传统移动NAND需求长期承压。而另一方面，AI带动的HBM与DDR5需求爆炸式增长，资本和研发人力都向这些新兴领域倾斜，NAND逐渐被边缘化。
除此之外，NAND也面临着资本压力，过去三年半导体行业投资总额已创历史高位，厂商不得不控制成本，把有限资源投向回报更快的业务。
最后，也不能忽视技术方面的挑战，目前NAND堆叠层数已逼近400层的极限，工艺难度、良率问题和成本控制都成为瓶颈，让投资风险大幅增加。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NAND市场仍将维持低速，投资谨慎，厂商把资源更多投向DRAM与HBM。
然而，中期来看，随着AI训练、边缘计算、大容量SSD等场景的普及，NAND可能重新找到增长机会。比如，未来生成式AI需要的存储系统中，大容量、低成本的NAND或许能发挥独特价值。
当然，NAND厂商也在寻找类似HBM这样的破局机会，如近期Sandisk 和 SK 海力士的合作，旨在实现“高带宽闪存”（HBF）的标准化。HBF 是一种基于 NAND 闪存的内存技术，内置于类似 HBM 的封装中。这标志着业界首次在将闪存和类似 DRAM 的带宽融合到单一堆栈中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有望彻底改变 AI 模型大规模访问和处理数据的方式。
但长期而言，真正能决定NAND产业能否迎来下一个拐点的，是技术与市场的双重突破。一方面，混合键合和>400层堆叠等新工艺需要成熟，才能实现质的飞跃；另一方面，需求端必须出现新的应用爆发，才能让NAND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否则，这个曾经的“明星存储”很可能继续徘徊在产业的边缘。

华新社（记者 黄世雄）中国恒大退市，迎最终章，2024年1月29日正式被颁布清盘令，2025年8月25日被港交所正式摘牌，其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意味着自始2009年11月5日上午9时30分在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到2025年8月25日宣布摘牌，差不多16年。
中国恒大资不抵债、老板许家印被抓、债务重组失败，退市迎来大结局，已经回天乏术，成为中国首个最大债务（2.4万亿元）暴雷、退市的上市房企，堪称史无前例的中恒大事件，将对房地产业带来七大警示，深刻警惕房企老板们。
中国恒大由成立到退市，只有28年
复盘中国恒大的成立到退市28年，真的是令人唏嘘不已。中国恒大成立于1996年，1997年首次在广州开发首个楼盘，1998年房改启动，成为住房制度改革红利的最大受益者，高负债、高周转、高杠杆模式下，开启财富大爆发。
2009年11月5日，中国恒大在香港证券交所上市，2013年中国恒大销售额首次突破千亿元，2016年中国恒大跻身世界500强，成为全球销售第一上市房企。2017年，中国恒大告别规模第一和高负债、高周转、高杠杆、低成本模式。
2019年，恒大集团进军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转折点，债务问题逐渐暴露。2020年3月开始，寻找投资者进入，但失败。2020年后中国恒大高杠杆、高负债的经营模式隐患集中爆发，债务问题初现端倪。
2025年7月22日晚间，中国恒大与恒大物业联合发布了关于此前恒大物业134亿元存款质押被银行强制执行的初步调查结果，恒大物业涉及质押的贷款资金，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实际回流至中国恒大，并被用于其日常运营。
终于在2021年12月3日中国恒大公告首笔美元债违约，正式陷入债务危机，流动性问题爆发，公司股价一路走跌，短短一年间从14港元跌至不足2港元。2021年8月恒大财富最终暴雷，2021年3月引入17家投资者，依然未解除危机。
2022年6月，佳盛环球（17家投资者之一）以债权人的身份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对中国恒大的清盘呈请，涉及财务义务金额为8.625亿港元。自2022年开始，中国恒大陷入销售下降、流动性危机、债务重组失败的恶性循环。
中国恒大退市背后令人深思，可谓彷徨
2022年-2025年8月A股、港股上市房企被端退市记录原因来看，其中A 股14家，原因为面值退市、连续亏损。 H股13家，原因为财报难以发出及难以达成复牌指引，未能复牌，停牌超过18个月。另外， 有个别上市房企私有化退市。
过去三年，出于主动转型和被动保壳的需要， 多家上市企业剥离房地产开发业务。例如鲁商发展、珠免集团、冠城新材剥离房地产开发业务，这些上市企业退出房地产业务或转型轻资产，目的是避免拖公司主业的后腿。
中国恒大退市的直接原因，是恒大自2024年1月29日起，中国恒大集团连续停牌超过18个月，未能满足港交所任何复牌指引（如提交合规财报、解决债务重组等），触发《上市规则》第6.01A(1)条“快速除牌机制。
中国恒大退市背后令人深思，可谓彷徨。因为中国恒大退市的原因来看，财报难以发出及难以达成复牌指引，未能复牌，停牌超过18个月。实际上是中国恒大退市前，已经一只脚踩进了棺材，仅仅是差盖棺定论了。
2024年1月29日，香港高等法院对恒大颁布清盘令，委任清盘人接管资产，股票同步停牌。此后多次复牌尝试均失败，核心障碍包括财务黑洞、持续经营能力缺失及债务重组无实质进展、资产贬值和许家印被抓。
一是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了。截至2022年6月30日，中国恒大集团负债总额24740.9亿元，剔除合约负债8543.6亿元后为16197.3亿元。负债构成为总负债‌24740.9亿元、合约负债‌8543.6亿元‌、剔除合约负债后‌16197.3亿元。
数据反映了中国恒大在2022年6月底的经营财务状况，债务问题触目惊心，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3年6月30日，中国恒大总负债已增至2.38万亿元，成为中国总债务规模最大的上市房企，关键是资产的价值无法覆盖债务。
2024年1月29日，香港高等法院对恒大正式颁布清盘令，公司严重资不抵债，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再延期。 此时恒大总负债2.38万亿元，总资产仅1.74万亿元，资不抵债差额高达6400亿元，相当于广州市一年GDP的20%。
中国恒大的公告里提到，到 2025年7月31 日，负责清盘的人已收到187份债权申报，加起来约3500亿港元（相当于450亿美元）。作为参考对比，恒大2022 年 12月31 日最后一次单独审计的财务报表显示，当时的负债约275亿美元。
中国恒大的司法管辖区有超过3000个法律实体。开发中的项目在280多个城市有大约1300个，物业管理服务业务下有3000个项目，还涉足了汽车行业。目前清盘人已接管集团内超过100家公司，资产总值约270亿港元（35亿美元）。
但清盘人至今没法预估最终能变现多少。更现实的是，截至目前，变现总额仅约20亿港元（2.55 亿美元）。其中约8170万港元（110万美元）来自中国恒大直接持有的资产，剩下的约19亿港元（2.44 亿美元）来自附属公司。
这意味着恒大主体能直接掌控的可变现资产已极度匮乏，更多地依赖子公司 “输血”。根据中国恒大公告，截至目前，仅有约1.67 亿美元资金完成回笼，对于350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
二是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2023年9月，中国恒大公告，接到有关部门通知，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同时，涉及42名（中国恒大、中国物业、中国汽车三大上市公司）高管集体被抓。
恒大地产披露2019年、2020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方式财务造假，2019年虚增收入2139.89亿元，2020年虚增收入3501.57亿元。对时任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许家印处以顶格罚款4700万元，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2023年7月17日，中国恒大披露了2021年和2022年两个财务年度的经营数据，合计亏损超8000亿元的天文数字，刷新了中国企业最高亏损纪录。恒大集团多位前高管因涉嫌财务造假、欺诈发行公司债券等被中国证监会处以罚款。
2024年3月，许家印、夏海钧、潘大荣等在内的多位恒大时任高管给予警告，处以4700万元-300万元不等的罚款。因指使恒大地产虚假记载、欺诈发行和信披违规三大违法行为，累计被证监会罚款4700万元，恒大地产遭罚41.75亿巨资。
截至2025年7月28日，已连续停牌18个月。2024年1月29日，香港高等法院对恒大颁布清盘令，委任清盘人接管资产，股票同步停牌。2025年8月12日晚间，中国恒大集团（3333.HK）发布公告称，将在8月25日从港交所正式摘牌。
三是资产贬值，股价一泻千里。停牌500天后，中国恒大在2023年8月正式复牌，这是一次“回光返照”。复牌后，中国恒大股价一泻千里，截至2024年1月29日停牌，股价仅0.16港元，总市值约21.52亿港元。
中国恒大于2009年11月5日在港交所上市。上市首日，中国恒大股价以每股4.7港元收盘，高出招股价34.3%，市值超过700亿港元，成为当时在港上市的最大内地民营房企，许家印成为炙手可热的地产人物。
2017年10月，中国恒大股价攀上历史巅峰，市值定格在4000亿港元。2021年中国恒大流动性、债务危机爆发，恒大市值一路走跌，截至2025年8月13日早间，中国恒大市值已跌至21.52亿港元，较巅峰时期蒸发超 99%。可谓是灰飞烟灭。
四是公司债务重组失败。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等待与揣测后，中国恒大的境外债务重组方案终于揭晓。2023年3月22日晚间，随着香港高等法院清盘呈请聆讯延期的批准，恒大发布了备受瞩目的“境外债务重组季度业务更新”公告。
公告中明确指出，恒大已与“债权人特别小组”就重组方案的核心条款达成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一重要进展，标志着恒大境外债务重组工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也为市场带来了更多期待。境外债务重组传来佳音，似乎已接近尾声。
恒大拟采用新债偿还旧债、债转股等方式进行重组，新债期限最长可达12年。恒大明确表示，已与多家不同利益相关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建设性的对话，以期达成境外债务重组的共识，已与某些项目的主要持有人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恒大计划在2023年12月15日前完成重组。预计在2023年3月31日之前，将与债权人特别小组达成协议，并签署一份或多份重组支持协议，但是2023年底正式宣告债务重组失败，2024年1月29日，中国恒大正式被颁布清盘令。
目前中国恒大境外债务重组失败，清盘困难重重，而中国恒大境内债务尚未公布新的重组计划。从债务问题暴露，到被颁发清盘令，再到后续监管处罚，又到许家印被抓，恒大最终走到被摘牌退市这一步，令人深思不已。
自2020年起，房企出现债务违约，2021年违约企业数量增至16家，2022年迎来爆发期，达到44家。截至2025年8月，全国共有77家房企发生债务违约。目前融创、富力、奥园、远洋、时代中国、龙光等企业已完成境内及境外债务重组。
中梁、当代等企业完成境外债重组。旭辉、佳兆业、金轮天地、禹洲、世茂、绿地等企业的境外债务重组方案也已获批。2025年6月，新华联完成重整，霍煤龙兴公司重整计划获批准。金科与协信远创的重整方案经批准后已进入执行阶段。
恒大事件对房地产业七警示，可谓警惕
恒大事件（中国恒大债务暴雷、许家印涉嫌违法犯罪、许家印及许家印二儿子和42名高管被抓、中国恒大资不抵债、中国恒大公司清盘、中国恒大退市）对房地产行业有什么警示，给房企老板哪些警惕。
恒大事件的教训警示我们，当资本狂欢落幕时，最先被牺牲的往往是那些对风险认知不足的普通投资者。这场危机远未结束，它正在改写中国房地产的生存法则，正在警惕房企老板的人性、法性。
一是房企老板的投资、经营决策，决定公司的未来，决定生与死。老板理智的投资、经营决策，可以令公司的发展繁荣昌盛，欣欣向荣。一旦老板忽略风险、激进、盲目的决策，最终将令公司走向暴雷、清盘、退市。
二是房企公司的内部、高管管理、治理，已经上升到决定企业活、死的高度。好比一个团队，里面有害群之马，没有及时清理，结果是毁灭一个团队。反之，好的公司内部、高管管理、治理，将为公司带来新的繁荣，高度。
三是主业至上、产品创新，才是房企最好的经营之道。不懂得的行业不要投，这是最好的投资教训。特别是错误的多元化决策，带来不合理的多元化业务，蚕食主业务的营收、利润，最后拖累主业务的发展，让公司走向暴雷。
四是以需定投、以销定产、高质量的均衡健康发展模式，才是房企良性发展的模样。高债务、高杠杆、高周转的三高极端化模式，带来上市公司巨大的收入，同时带来上市公司巨大的债务负担，结果是让公司最终走向覆灭。
五是遵纪守法、诚信，是房企生存、发展的根基。商人本质是逐利，一旦超越红线，弄虚作假，就变成违法犯罪。违法犯罪是房企不可触碰的红线，违法犯罪不会给上市公司带来繁荣昌盛，只会带来毁灭。
六是房企老板、高管等人要自我修养，保持警惕性。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旦老板、高管贪婪无厌，为了追求高利润，势必会铤而走险，不择手段，违法犯罪，最后作茧自缚，掉入万丈深渊，成为阶下囚。
七是敬畏市场，尊重市场。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就是告诉我们，违反、违背市场的客观规律，结果就是遭遇市场的报复，血本无归，投资失败，经营困难，公司破产清算，最后走向覆灭困境。

华新社（记者 邹志华）2025年上半年经营业绩，虽然营收水平基本持平，但净利润都实现了5%以上的同比增长，于是又有媒体用“日赚数亿”为标题来渲染其盈利能力。
然而，对于固定资本支出（CAPEX）规模庞大的通信运营商而言，其利润指标很容易受到资产折旧等财务政策的影响而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因此投资市场更倾向使用自由现金流（Free Cash Flow）来衡量一家通信运营商企业“赚到真金”的能力。
自由现金流是指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扣除资本支出后的剩余现金，代表着公司在扣除了所有经营成本和当年投资之后剩下来的现金利润，反映了企业真正可自由支配用于分红或用于再投资的实际现金能力，是公司财务健康的重要指标，被视为评估企业真实经营状况的关键工具。
三大运营商之中，除了中国联通之外，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均会在其业绩发布中披露自由现金流数据，而中国联通的自由现金流数据虽未直接披露也可根据相关数据核算而出。
具体分析三大运营商的近三年的自由现金流，从下图可以看到基本上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
特别是中国移动2025年中的255亿自由现金流，虽然在三家之中仍最为雄厚，但同比竟然减少了62%，几乎只有2023年同期的1/3；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2025年中的自由现金流虽然同比有所增长，但与2023年同期相比仍然大幅下滑。
因此，虽然三大运营商2025年中的净利润都同比增长了5%以上，但自由现金流指标的下滑则显示出其可用于分红或再投资的实际现金能力却在削弱，这才是三大运营商“钱袋子”的真实状况。
自由现金流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与资本支出相减后的现金余额，分析三大运营商在2025年上半年的资本支出变动，从下图可以看到均已呈现出逐年下滑的趋势。
在经历过2020-2023年的5G投资高峰之后，随着5G网络覆盖率的逐步完善，三大运营商开始逐年减少资本开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2025年上半年的资本开支同比分别下降了9%，28%和15%，这对于三大运营商的自由现金流产生的是正向影响。
特别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自由现金流之所以在2025年中出现微增，亦与其资本开支的大幅下降相关，而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2024年中自由现金流分别大幅下滑54%和46%，已经制约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2025年的资本开支。由此也可以预测，中国移动在2026年的资本开支或将因其2025年中自由现金流62%的下滑而出项大幅收缩。
三大运营商2025年上半年自由现金流在资本开支下调的情况下仍表现不佳，则问题显然就出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上。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2025年上半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净额分别同比下降了36%、19%和3%，特别是中国移动838亿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净额相比2023年同期竟然出现了腰斩。
针对2025年上半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的减少，三大运营商在半年度报告中给出的原因基本一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响应政府号召，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对供应商进行付款，导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另一方面是作为第二曲线的政企业务快速发展，收入占比提升但回款速度慢，应收账款增加导致向客户“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
但分析三大运营商半年报中向供应商“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数据，从下图可以看到，除中国移动同比增加了396亿外，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对供应商支付的现金在2025年上半年并未有显著变化。
三大运营商半年报中的“应付账款”数据，以面向供应商的应付工程及设备款、服务费为主的“应付账款”数据同比均未有显著减少。
因此，三大运营商所宣称的因加快了向供应商的付款进度而影响其经营活动现金流的说法并无数据支撑，所以来自于政企业务的应收账款的大幅增加才是三大运营商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减少的最主要原因。
2025年上半年，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应收账款分别同比增加了25%、26%和19%。
虽然三大运营商在半年度报告中都强调“政企项目付款存在周期特点，政企应收账款年中回收进度相对较慢，年中应收账款通常高于年末”，令市场对其全年应收账款规模下降抱有期待，但连续三年在上半年的应收账款同比增幅均在20%左右，已很难用政企项目的付款周期特点来解释。
分析三大运营商的政企类业务收入，从下图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移动的政企市场收入，还是中国电信的产业数字化收入、中国联通的算网数智收入，近三年来的收入增幅均在10%以下，已经告别了“跑马圈地”式地快速增长阶段。
然而，为了追求“第二曲线”的增长，三大运营商于2023年之前在政企类业务上的“跑马圈地”，除了造成“应收账款”的激增之外，亦使得其利用账龄来评估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针对政企客户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分别在2024年中增长了67%和59%，在2025年中增长了33%和59%。
针对政企客户的应收账款，中国电信对于账龄在1-2年的应收账款按照68.4%进行坏账准备计提，凡大于2年的均按100%来计提；中国移动则对于账龄在1-2年的应收账款按照65%进行计提，2-3年的按85%进行计提，超过3年的才按100%计提损失；而中国联通则一如既往地遮遮掩掩未披露政企客户的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
显然，中国移动的计提原则虽比中国电信更为保守，但其在2025年上半年计提的坏账准备仍已高达379亿，其中账期超过1年的坏账有217亿，账期超过3年的坏账有100亿。
或许，这也正是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在2025年中业绩发布上强调“公司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主动放弃低效、无效的业务，追求有利润、有现金流的收入”的背后原因。
2020年至2022年的三年时间里，中国移动的政企市场收入连续保持着20%以上的强劲增势，没想到带给2024年和2025年的却是不断攀升的应收账款和坏账准备，以至影响到其自由现金流在2025年上半年被腰斩，亦可证明“低效、无效的业务“虽然能带来账面上的收益，但“没有现金流的收入”终究只是纸上财富，装不进钱袋子。
对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亦如是，虽然靠压缩资本开支能在短期内改善自由现金流，但以牺牲网络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为代价无异于饮鸩止渴，因此还是要和中国移动一样回到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来。
特别是在政企市场的竞争中，三大运营商要清醒地认识到“以收入论英雄”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唯有避免再陷入“账面增收、现金失血”的低效循环，政企业务才能真正成为运营商高质增长的引擎，而不是吞噬现金流的沼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