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医疗体系沦陷——日军军政操控下的一场卫生浩劫

华新社（记者 陈志高）在香港沦陷后，日军表面上以“香港陆军病院”名义建立医疗机构，但大量档案显示，这并非单纯的军事医疗设施，而是防疫给水部的延伸与伪装。不仅如此，香港文汇报新闻调查部梳理日本《陆军异动通报》发现，日治下的香港民政卫生系统亦在日军的管控之下，且与日军细菌战系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线索揭示，日军在香港形成的一军一政两个系统，在港搭建并实施了系统性的细菌研究体系。

1942年4月21日，时任香港占领地总督部军医部部长江口丰洁与民治部卫生课长桐林茂在港英政府医务卫生总监司徒永觉的陪同下，到访了保良局并合影留念。照片中的江口丰洁身穿日军中佐军装、桐林茂则身穿五级军属制服，趾高气扬地以军刀拄地。两名分别代表日本陆军和民政卫生系统，且具日军背景在港高级官员，显示了日军对香港卫生系统的全面控制。

陆军医院与防疫给水部人员互通

香港沦陷后，占领地总督矶谷廉介于1942年2月27日在九龙半岛酒店签发《香督命第一号》文件。这份被归档为“极秘”、现藏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的文件显示：“临时香港第一陆军病院（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之一部）、第二陆军病院，继续以往之任务。”

香港文汇报新闻调查部早前报道引述的文件显示，日军攻占香港时曾派遣两支“防疫给水部”，故而相信被编入临时香港第一陆军病院的“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之一部，即一直随日第二十三军行动且在战令中消失的“防疫给水部”。

据日本防卫研究所藏《华南军/第七师简史》、《飞机登机声明》、《香港占领地总督部命令（关于香港陆军病院的临时编制及复职事宜）》等文件显示：香港陆军病院创立于1942年2月27日，院长为陆军军医中将押火权太郎。全院自院长以下大约800人，其中日军编制566人。由第二十三军抽调的军医、药剂、卫生、主记等职日军187人（含佐、尉官29人），另有54名看护。这与参加香港战役被编入一线作战部队的“第十七防疫给水部”人数相比略高，但大体规模相当。该院总部设于九龙医院，并于香港岛另有分院和疗养院，以及第一、第二、第三分室和深圳救护班，计有床位约4000张。惟香港文汇报新闻调查部向九龙医院申请查阅日占时期的文献资料，获九龙医院回复称，该医院没有日占时期文献。

从编成情况上看，香港陆军医院似乎是一个正常的日军医疗机构，但香港文汇报新闻调查部梳理早前被发现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及日本防卫研究所藏《陆军异动通报》等有关文献发现，曾任香港占领地总督部军医部中佐部长的日本医官江口丰洁，于1943年4月8日，被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员身份，任命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第三部中佐部长。

此外，一份签发于1944年8月23日的《陆军异动通报》显示：“香港陆军病院陆军军医中尉大串良士，补任为华中防疫给水部（即荣1644部队，编者注）部员。”上述编成及人员调动关系显示，香港陆军医院并非单纯的日军医疗机构，反而与日军细菌战体系核心部队存在人员互通与捆绑且渊源颇深。

细菌研究所负责人来自731外围机构

除陆军医疗系统外，香港的民政卫生系统亦在日军掌控下，甚至位于细菌战系统的关联网络中。

内地收藏家张广胜早年在日购得的有关成田常次郎的系列文件（下称成田文件），是香港文汇报新闻调查部此番与日军文献重点交叉验证的文件之一。该文件虽经新华社、央视等权威媒体多次报道，但至今未有权威机构或专家公开证明文件真伪，但香港文汇报新闻调查部对比发现，成田文件中多名被记录人员与《陆军异动通报》所涉如宫坂治雄、岩濑祐一等陆军技师在港任职时间可互证，这令该文件的真实性与可信度被极大提高。

梳理现藏日本防卫研究所《军政要员割爱方之文件》及成田文件，香港文汇报新闻调查部了解到，成田常次郎又名成田常治郎，1933年毕业于名古屋医科大学，后在博士大庭士郎指导下进行细菌和免疫学研究，1938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39年10月，成田结束在日本任职后，赴大连于关东卫生试验所担任关东局技师，1943年10月再以该身份补任香港细菌研究所要员，但身份转为陆军技师，并历任细菌研究所细菌部主任，香港卫生局厚生班副主任、主任、（香港细菌研究所）九龙支所所长等职。

现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由时日内阁法制局制定的《修改关东州地方待遇职员令（因设立关东卫生试验所而增加职员）》簿册显示，关东卫生试验所是出于殖民当局“行政防疫工作过往勉强依托满铁公司经营卫生研究所（即满铁卫生研究所，编者注），但该研究所已决定移交关东军，作为纯军事机构运营，无法再用于行政目的”的原因，在日皇裕仁的批准下于1938年11月后成立的。簿册显示，该所计有庶务部、卫生试验部、细菌部、防疫部、环境卫生部、兽疫部，计6个部门，核心人员有技师3人、技手7人。簿册第六页第四项括号标注“试验部技师为药剂师，系从满铁卫生研究所人员，受军方、满铁与殖民当局三方共管。”文件还显示，试验部编制达20人，是关东卫生试验所最重要部门。辽宁省档案馆提供给香港文汇报新闻调查部的信息显示，满铁卫生研究所于1938年被关东军接管后，改称为大连卫生研究所，关东军内部番号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大连出张所，曾直接参与日本细菌武器的研制及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等研究。

这意味着，“香港细菌研究所”，虽然被设置于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民治部卫生局的管理框架下，却并非单纯的民政卫生部门，这使得成田文件中，香港细菌研究所的相关研究，显得颇为可疑。此外，亦证明关东卫生试验所和满铁卫生研究所亦为731的外围机构。

港医学博物馆无史料 尸检性质待研究

浸会大学历史系主任邝智文团队上线的“日据香港”网站显示，“（香港）细菌研究所”（现香港医学博物馆，编者注）原为港英政府的微生物署，曾有6名英籍医生。日军占领该署后拘禁相关医务人员，其间英国医生罗拔臣（Robert Cecil Robertson）因被关押期间受尽苦难于1942年在该所跳楼自杀。关于罗拔臣之死史料记载不多。香港文汇报新闻调查部曾向现为“香港医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请求查找更为详细的日据时期文献，对方告知称该馆同样从未存有，这使得成田文件成为为数不多的香港细菌研究所时期的文献。

成田文件则显示，成田常次郎确实在港系统性地进行过鼠疫、伤寒、沙门氏菌等日军细菌战目标细菌高度相关的菌种及疫苗的培养与研究。其中两份被分别标注为“香港分所”和“九龙分所”的“1944年《香港细菌研究所尸体检案统计》”显示，1944年8月到12月，计有4920人（含158名婴幼儿）被纳入尸检，死因既包含肠伤寒、麻疹、赤疾、肺结核、疟疾、脚气病等，亦有消化、生殖、心血管等诸多项目。其中脚气病、肺炎与肺结核占比为总数的52.7%。值得注意的是，肠伤寒、赤疾、肺结核、疟疾、营养不良等病症，虽可从依细菌培养临床体表观察等方面进行初步确认，但需经医学解剖才能最终确认死因。此外，表格中还有数百例“不明死因”，及数例“心脏动脉瘤”的尸检数据，显示这些尸体亦被进行过系统解剖以研究探查。不过上述表格只是分类数量统计，并无原始尸检档案进行佐证。

结合1944年日军的医学临床技术和尸检统计规模分析，上述尸检数据超出常规医疗和卫生监测需求，更可能出于服务于系统性病理研究目的。但其是否关联细菌研究或活体解剖，尚待进一步调查与确认。

成田文件中，还有分管香港产院、细菌研究所、香港防疫团，曾任职民治部卫生课课长的桐林茂、后任职香港卫生总局局长的小林喜久男，以及香港市民医院负责人横井宪一等人员，亦被香港文汇报新闻调查部经多重渠道及文献，证实为日本陆军人员。（在港任职及民政卫生架构见图），且小林与横井曾在1941年前后，曾在海南岛就当地汉族、回族、黎族数千位居民进行系统性血型分类调查，并著有《海南岛居民的血型》等多篇报告。惟两者在做上述调查时，是否隶属于华南防疫给水部，尚待进一步确证。

（资料来源：成田文件、《香港占领地总督部编成表》《香港占领地总督部将校高等文官职员表》。表内日人均为日军人员。）

从传说到确证 日军于广州用香港市民测试高效菌

虽然依目前日本公开的文件无法确证日军在香港以香港居民进行细菌武器研究，但随着近年相关研究与发现的不断深化，日军于香港设立的陆军病院的本体——华南防疫给水部（波8604部队）在广州市海珠区南石头，用大量香港难民进行人体实验的恶行已是不争之事实。尽管对于日军于南石头所杀害的难民规模上，不同的专家观点各异，但他们均认为日军华南防疫给水部（波8604部队）在广东的细菌战并非零散实验，而是有计划、成体系的部署，与731部队一脉相承。

多名原日成员来华谢罪

事实上，有关日军在南石头以粤港难民做人体实验的传闻一直存在，只是不论在日军公开的相关文献还是遗址发掘研究，均无法系统性证实这一事件。打破这个沉默的是一名波8604部队老兵的忏悔：1993年，丸山茂因无法忍受良心的折磨，来华谢罪并写下了波8604部队利用难民进行人体实验的证词。丸山茂称，1941年12月日军侵略香港后，大批香港难民被迫返回广州，日军为了稳占广州，不让难民进入广州，于是把他们关在南石头难民收容所。由于收容所人满为患，部队长佐藤俊二口头命令使用细菌武器屠杀难民，而随着2025年日军波8604部队留守名册（留守是指部队在调动作战或机构执行任务时，留在原驻地负责营区维护、制度执行等管理业务，故而留守名册只能证实该部留守人员信息，编者注）的发现，为该部队的存在再增一条铁证。

1994年1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致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要求梳理日军波8604部队在广州的史料，时沙东迅正担任《广东通史·抗日战争部分》分卷主编。虽然深耕广东抗战史研究十余年，但他却对波8604部队的具体情况毫无头绪，仅从香港辗转获得一份日文转译的英文地图，模糊显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内有波8604部队相关据点，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间接线索。

1994年3月，沙东迅与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郭成周、廖应昌两位研究员展开合作，后者长期与日方人士合作调查日军战争罪行。同年11月，日本国内举办日军731部队罪行巡展，日方人士随即整理有关波8604部队的相关证言并翻译为中文，此为研究提供了关键支撑。1995年7月20日，日本民间调查团团长糟川良谷对原属日军波8604部队成员的井上睦雄进行访谈，并留下日文手稿原件后由中国学者公开。

值得一提的是，郭成周教授作为解放前研习细菌学的资深专家，曾参与抗美援朝时期美军细菌战调查，其掌握的史料与波8604部队罪行形成印证，进一步夯实了研究基础。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深耕日军波8604部队华南细菌战研究三十余年的沙东迅在接受香港文汇报新闻调查部采访时表示，日军波8604部队在粤的细菌战并非零散实验，而是有计划、成体系的部署，与731部队一脉相承。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旧址是其重要的细菌培育基地，日军在此用大型石油桶培育细菌，还专门抓捕老鼠并通过汽车运送至该基地，仅井上睦雄的证言就证实，当时该基地为培育鼠疫菌专门饲养了50万只老鼠，这些老鼠最终被用于细菌投放，相关行为甚至引起美军注意，其培育设施后续被B-29轰炸机定点炸毁。

日用粤港难民“换”13项实验成果

同样就日军波8604部队华南细菌战研究达三十余年的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谭元亨是日据时期香港难民的后代，1942年他的爷爷曾带着兄弟姐妹从香港逃回广州，所幸选择了陆路，最终却也只剩爷爷与一位姑奶奶幸存，其他亲人尽数殒命途中。“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爷爷当年走了水路，就不会有我了。”

谭元亨接受香港文汇报新闻调查部采访时亦表示，南石头难民所粤港难民的死亡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系统性的大屠杀。谈及波8604部队的罪行体系，谭元亨指出，日军在广州构建了“铁三角”杀戮网络：南石头难民所负责关押香港难民，省传染病院专门进行细菌实验，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承担鼠疫菌生产与活体解剖，三者相互配合，形成了高效运转的杀人机器。

谭元亨告诉香港文汇报新闻调查部，丸山茂的证词明确记载，波8604部队长佐藤俊二因最初使用的沙门氏菌死亡率仅20%，竟专门从东京运来更高效细菌，可将死亡率提升至40%以上。这一数据在日军军医丘村宏造的《广东华人霍乱报告》中得到确证：1942年被送入传染病院的1939名南石头难民，最终死亡800余人，死亡率为41.2%，与佐藤俊二要求的高效细菌效果完全吻合。谭元亨指出，难民所东北山岗的日军传染病院，实为细菌实验基地，1942年便有近两千名难民被送入此处，成为沙门氏菌、鼠疫菌的实验对象，日军从中获取了13项所谓“实验成果”，研究对象涵盖不足10岁的儿童和70岁以上的老人。而位于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波8604总部，不仅大规模生产鼠疫菌，还将数以亿计的鼠疫跳蚤投向福建、粤北、粤西及广西未占领区，同时开展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原波8604部队老兵井上睦雄的记录令人发指：一位地下抗日者被击昏后直接进行活体解剖，被日军当作‘观赏品’。”谭元亨说，日军在总部地下室设有福尔马林池子，每天至少解剖3人。

此外，日军还在周边抓捕青壮农民，将他们关在密封小屋中喂蚊子、抽血、施加酷刑，制造了无数人间惨剧。

幸存港难民口述人间炼狱

1942年初，何琼菊带着冯芳标等子女坐上了返广州的船。抵达南石头后，日军以防止疫情扩散为由禁止船只靠岸，更登船要求全船480余难民均到船头露天检查。如果认为有问题的，便被拉去隔离，没问题的也被滞留在船上。“在船上吃得很差，卫生条件又不好，无病也变成有病，天天检查，被拉去的人一天天增加，在船上的人数一天天减少。”冯芳标说，那些被隔离的人至今也未再见到，而一提起南石头至今她仍然觉得毛骨悚然。萧秋亦与何琼菊同船，他在回忆时内容也与冯芳标高度统一，“船到广州南石头后，被日军拦住不给上岸，说要检查瘟疫，验粪便。如认为有问题就拉入广州海港检疫所的传染病室，有入无出。我在船上大约月余，我走的时候原来有480人，最后只剩下40余人。我见到有几个人在船上死了，被日军丢下河里去，其他的进了传染病室，没有回来，听人说他们都死了。我离开船后再也见不到船上的人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深耕日军波8604部队华南细菌战研究三十余年的沙东迅，2015年出版的《侵华日军在粤细菌战和毒气战揭秘》一书详细地记录了多名香港难民后代的口述史。

为香港难民进行检查的是日军于南石头设立的“粤海关海港检疫所”，沙东迅在书中引述时年已77岁的检疫所检疫员廖季垣的口述说：“粤海关关港检疫所除本所在编人员外，还驻有日本卫生部队一个班，七八个人，有专门的房子给他们住，他们穿军装、配有武器，我看见过两三个日本兵去捞孑孓虫、捉蚊子，但他们的工作对中国人是保密的，所以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

活着的难民被送入了南石头难民收容所。这是日军依托原国民党惩教所，由汪伪省长组织广东省账剂委员会所建立的难民营。

沙东迅在书中引述香港难民冯奇的口述说，1942年春夏间，香港沦陷后有大批香港难民被一船一船运到南石头收容所，有三四千人之多。不时有日本人来难民所挑选些青年壮年的人，名义上是外出打工，实际是将其选上的人送去检疫所。据说开始几天让入选者吃得好些，等到入选者肥胖时，将其关入黑房，放蚊虫跳蚤吸血，这些人便渐渐消瘦，直到死亡。一批批从难民营走出去的人，却不见有回。日本人还强迫难民打防疫针，但有很多人打后发高烧、抽筋。不几天便倒地不起，这时已建好两个大化骨池，死了或快断气的都丢下化骨池，化骨池有四米多高，正方体混凝土筑成。尸体放满后，加放药水封盖好，10至15天，开盖时多在深夜，熏臭气直冲天。当时在难民所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笼中鸟，难高飞，不食味粥肚又饥，肚痛必疴无药止，一定死落化骨池。”